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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树增 找回历史的温度

发布日期:2019-10-22 22:4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王树增总想用写作回答一个疑问: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发展到今天,是什么力量支撑的?它怎么能这么有生命力地走到今天?

  有人问王树增:作品中有没有鲜为人知的东西?他说: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揭秘。

  “历史哪有内幕可揭?我的功夫在于对所有史料的去伪存真,提炼你需要的东西,给读者提供真正的个性解读。”军旅作家王树增,无论战争系列作品,还是近代史系列作品的创作中,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常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,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,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人的意义。

  1970年,在山西吕梁插队的北京知青王树增穿上军装,成为一名特种兵。走进部队,王树增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描写伞兵生活的《着陆点》。

  “我总觉得自己是可以写大东西的,一开始就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大作家,既不知道小说的基本理论,也不懂小说构架的基本常识,只是懵懵懂懂地写,没有稿纸,就在硬皮本上用铅笔写,写了厚厚一摞。”王树增原来觉得柳青的《创业史》是范文,后来才知道文学天地是那么广阔。改革开放之后,进入文学黄金时期,他突然接触到经典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,才知道文学居然是“这个样子”。

  余华的《河边的错误》,刘震云的《新兵连》,看了他们的作品,王树增嘴上不说,心里忐忑。尤其是莫言的《红高粱》出来,王树增看了后非常惊讶。“小说还可以这样写,还可以这样设置人物、用这样的语言表述,还可以对历史有这样的认知。”大概从那个时候起,王树增就开始思考,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哪儿。

  1990年,他在《花城》发表最后一篇小说《禁止忧郁》后,有两三年的时间,他没有虚构的心境,完全投入戏剧创作,获得戏剧界最高奖曹禺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

  “一方面我们对阅读有着饥不择食的渴求,另一方面,容得下一张书桌的日子没有实现,没有安静的角落。我们欲望丛生,总觉得可以拼一把,面前摆了一百条路可以走。”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——广州军区,王树增却常常感到困惑。他有一个朴素的理论:人格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道理,不可能推独轮车,必须经济和精神两个轮子同时发展。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社会,他的理想社会不应该是物欲横流的社会。

  “我是军人,我仅从军人角度来说,如果能找到支撑我们精神力量的东西,只有从一个方向寻找——从我们本民族的奋斗史中寻找。”他决定写非虚构作品。赫尔曼·沃克的《战争与回忆》、威廉·曼彻斯特的《光荣与梦想》等非虚构作品,带给他心灵和情感巨大的冲击。他希望用文字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,财神高手论坛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,还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,也还原给他自己。就在这个时候,有出版社希望王树增写报告文学《朝鲜战争》,给他几个月时间交稿。王树增就此开始研读朝鲜战争,没想到一读就是七年,光朝鲜战争的笔记有二百多万字,写作前后用了六年,1997年才写完,从此,一发不可收拾。

  写完《朝鲜战争》之后欲罢不能,王树增又写了《1901:一个帝国的背影》。这是他少年时所受近代史教育的反思。“我接受的近代史教育,回答不了我心中的疑问。”王树增觉得,谁要读懂了1900年到1930年中国近代史三十年,谁就读懂了中国的今天。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摸索了无数条建国的路,他想,第一步,应该从1901年庚子事件写到辛亥革命,然后再写1911年,写辛亥前后,看看那位被称为“国父”的人,建立了一个怎样的中国。

  如此,王树增开辟了两条创作线路,一是中国革命史系列,包括《长征》《解放战争》《朝鲜战争》;还有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系列,包括《1901》《1911》和《1921》。

  他对自己要求十分苛刻。写作非虚构作品,他概括了两个特质:“一是必须尊重你认为的历史真实和原貌,这里没有绝对,历史只是书写者的真实,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下大量苦功夫,对同样一个事件,要用多方史料去核实,从而找到带有自己判断的历史观点。读者之所以喜欢你的书,是因为你引导他思考,读到了新的历史解读的角度,否则你拿什么引导他?”他举例说,好比说写黄继光,网上全有,这是绝对不允许的,必须围绕核心找历史资料——他找到了当时给黄继光擦尸体的小护士。

  二是必须是文学叙述,这不是史学著作,写战争不是写军史或战史。文学叙述的核心是人。所以王树增认为,必须寻找到自己叙述的那个历史、那个人的心理的模样,和他们心心相通,认识他们、结识他们,笔下才能出人物,这也是非常重要的,也是他的系列作品赢得读者好感的原因。

  王树增有一个历史观: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,他大量的笔触是写最普通的人。《解放战争》中写了大量士兵,每写一个必须有出处,他写了很多农民跟着解放军战斗,他们是哪个村的必须是真实的,这些人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净化。“这些普通的人,我无论如何查不到人名。我用文学的笔调,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和民族大命运联系在一起时,书就生动起来了。我想,特质决定写作的艰难。”

  如今,王树增的《长征》销量已达210万册。分析《长征》销量成为奇迹的原因,王树增认为,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,对前辈经历过的苦难,有一种认知的渴望。这种认知的渴望是最强大的正能量,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传承。“在我的战争系列作品中,《长征》的情感是最饱满的,我相信我的情感能传染给读者。”王树增说。作为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作家,他的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作品,与其说是写历史,不如说是写一个民族的心灵史。《长征》可以用永不言败概括,《解放战争》写人民的力量,《抗日战争》在创作上他有一个强烈的动机,就是不屈的民族、不屈的性格,以及民族的顽强生命力原因何在。

  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作品,更多地关注了人文情怀。处理史料,他关心战争的精神状态。因为战役过程的叙述对他说并不困难。作为作家,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,评判作家的高下是靠人文情怀,这是根本的尺度。

  《抗日战争》中王树增用了很大篇幅写高校转移。“我记录的不是过程,而是精神。学术精英们宁愿长途跋涉到后方去,不愿意在统治区安置书桌,不做顺民。这让我肃然起敬。”他举例说,淞沪战役打响时工业大转移,很多资本家誓死保留中国最后一点工业血脉。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不但是大资本家,更是民族英雄。民族精神不死,文化不死,这个民族就打不倒。

  王树增透露,在即将推出的《解放战争》(修订版)中,一是校堪谬误,尽量减少因为年代久远史料上的失误;二是补充新发掘出的细节,不断丰富作品内涵,提高可读性;第三,战争行为是丰富复杂的行为,随着对史料的挖掘不断丰富,在军事史料研究上不停地有新的成果,可据此来弥补战争军史角度上的明显疏漏。

  “文学作品以人为轴心,细节的充盈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。很多人读了我的书,认为大背景小细节是我的作品显著的特征。这不是我的首创,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原理。”王树增说。

  《解放战争》在叙写重大事件的同时,很多有意趣的细节生动而且意味深长。比如胡宗南攻占延安后,“开设了一个‘为人民服务处’”,又是发救济金,发棉布,发米等,“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,而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的好话,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”。再比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,“他们‘互通姓名,一如朋友相见’”,晚上一起吃晚饭,谈天,“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,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”。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见有的,王树增视为珍宝。

  王树增说,《解放战争》是历史的某一个时刻充满魅力的战争,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,其中很多让人潸然泪下的细节,关乎到我们的父辈。解放战争是军事上的奇迹。纵观历史,仔细梳理,无一例外。还没有哪一场战争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相悖的情况下取得胜利。所有的奇迹——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奇迹,都和民心向背有关。这是他的深刻体会。

  王树增曾经为了写作倒下过一次。走在路上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,醒来的时候已经在120急救车上。他只记得是在写作《解放战争》的过程当中,上卷刚完,还有一半没有写,他很害怕就此“光荣”了。好在他缓过来,仍心无旁骛,专心致志,写作的信念几十年从未动摇。

  多年来数次修改,王树增对于解放战争的认知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在历史关键时刻,老百姓“最后一碗米当军粮,最后一块布做军装,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,最后一个儿子送到战场上。”这是真正的沂蒙精神。“一个政党要赢得民心,就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利益。这是最朴素的情感基础。农民分得土地,就产生了情感的倾向。有了这一亩三分地,生活就会有希望。他们终于见到亮了,所以不惜一切保护他们的憧憬和梦想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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